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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奎松:“五四”有多重要?

      2019-04-24 14:27:39 本文行家:胖哥有話說

      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于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

      一、定義:“五四”是什么?

      要講這個問題,先要澄清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這里說的“五四”是什么?關于“五四”的界定,學界通常公認有兩個,即一個是從《青年雜志》創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作為思想文化運動的“五四”,像什么文學革命、思想啟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為思想文化運動的這個“五四”運動的內容之一。有關這個運動的根本訴求,有學者將其定性為“爭人權”。

      另一個“五四”,則指的是1919年圍繞著反對巴黎和會損害中國山東權益行徑而爆發的北京學生抗議浪潮,及其隨后在全國范圍內一度為響應這一浪潮而發生的罷課、罷工、罷市的情況。故又有稱此一運動為學生運動的,或愛國運動的,更有稱其為革命愛國運動,甚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有學者將其政治訴求定性為“爭國權”,似乎也不錯。

      這兩個運動在時間上是相互銜接的,二者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學界今天還有爭論。但是在我看來,這兩個運動無論有怎樣的不同與區別,它們的目的其實是一個,那就是救國!只不過,新文化運動發起時,其立意在通過救人來救國;而1919年學生運動及其后續種種相關運動,則轉為先救國后救人了。概要地說,前一個運動主要是著眼于在思想上除舊布新,對西方一切先進的思想取“拿來主義”。后一個運動則更看重行動,主張“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要想方設法尋找救國的最佳途徑,謀“根本的改造”。

      二、“五四”好耶?壞耶?

      還在1960年,美國華人學者周策縱就出版過研究“五四”的專著,名為《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當時他曾歸納華人中對“五四”運動的三種主流評價為:

      (一)共產黨的解釋———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發生的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文化革命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

      (二)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傳統派的批判———五四運動是中國的一場災難。

      (三)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五四運動是一場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

      過去幾十年后,當今流行觀點似乎依然如故:

      (一)正統觀點:“五四”的主旨是愛國、反帝,“五四”的意義主要在于開啟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二)保守主義觀點:“五四”是中國激進主義思潮的濫觴,中國近代以來革命不斷、罪惡叢生、道德敗壞,人性泯滅,都與激進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聯。

      (三)自由主義觀點:“五四”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可惜半途夭折,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李澤厚)。林賢治幾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對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表現出他們全面背叛民族文化傳統的英雄主義行為。第二,五四愛國運動是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瀕臨結束的信號,甚至無妨視作一場提前舉行的悲壯的葬禮。

      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點。保守主義觀點認為它成功了,破壞力巨大;而自由主義觀點卻認為它雖意義巨大,卻半途夭折,沒有達到破壞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是破壞了,還是根本就沒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壞;它實際上究竟意義如何呢?我們因此不能不有所討論。

      坦率地說,這一爭論的核心之點,其實是一個歷史事實的問題。因此,我想我們理當先探討一個歷史問題,即“五四”為什么會發生?

      總結起來,“五四”的發生至少有如下幾個主要的歷史因素或歷史條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夠發生,首先必須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當新思想,同時又有一定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戊戌變法時期、清末新政時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這樣的條件都還不具備,因此也產生不了這樣的啟蒙運動。1915年以后,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之所以能夠發起并促成了這場運動,根本就是因為他們有著留洋的背景,有著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視野,同時在國內各大學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一個《青年雜志》要能夠發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還需要有大批的受眾與之互動。在此之前,即使有相應的報紙雜志談到類似的話題,也很難引起社會的共鳴,其原因就是讀者數量太少。這個時候讀者之所以極其廣泛,就是因為經過清末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后10年左右時間,國內已經有了大批新式學校和數量龐大的青年學生群體。他們中許多人,如“五四”中嶄露頭角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又多半就是陳獨秀、李大釗這類留洋歸國知識分子的學生。正因為他們的存在和熱烈的響應,才使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吶喊與呼聲,有了相當的群眾基礎,并得以形成持續的聲勢與廣泛的影響。

      任何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的舊東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論。過去雖然也有過大量的譯介工作,但當年具有嚴復那樣眼界的譯者可謂鳳毛麟角,多數的譯介工作靠的是傳教士通過同文館訓練出來、毫無新思想可言的外語人員,因而那個時候中國人能夠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譯介的數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學回國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學生越來越多,他們非常熱衷于譯介各種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歐美文化思想資源陸續被譯成日文,中國在日或留日歸國的學生數以萬計,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都積極借助日文資料接受新思想,這些都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隨后的“五四”運動,提供了相當充沛的思想啟蒙材料。

      思想啟蒙要形成規模和效應,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社會物質條件,一個是城市化要發展到相當程度,一個是生產力必須發達到相當程度,亦即必須要有比較便利的鐵路、電報、電話、報紙、雜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傳播的條件。清末科舉廢除之前,中國不僅缺少現代化的交通通訊條件,幾乎沒有可以提供給普通民眾閱讀的報紙雜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為科舉的教育基礎是鄉村私塾,因此就連相當多有知識的士紳,也都住在鄉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國范圍廢科舉、辦新學、修鐵路、興實業,包括開放辦報辦雜志,到這個時候,城市化的規模和交通、信息傳播條件已達到了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思想的程度了。

      陳獨秀等人之所以會一上來就著眼于文化問題,力主破舊立新,一是因為久有前車之鑒,即從所謂“師夷長技”,到變法維新,到辛亥革命等,種種變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敗的教訓,在他們看來,惟有從社會改造入手之一法了。二是因為中國的現狀距離世界潮流和先進國家實在差距太遠,一方面列強環伺,弱肉強食;一方面中國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無以自拔。現實的刺激使他們相信,必須先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尤其是要先從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決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同樣是不能忽視的。即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會形成這樣一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式的思想解放運動?如果說在此之前各種條件不具備,那么為什么在此之后,中國也沒有能夠再度出現這樣的局面?很顯然,這里面也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在起作用。第一是當時中國尚能維持形式的統一與和平,以后中國長年陷于戰爭和分裂中,這樣的全國性思想大討論的熱潮很難再現。第二是此時的中央政府處于極度弱勢的地位,根本無力實施統制政策,更不用說什么報刊檢查和新聞封鎖了。就連青年人結黨、集會,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上街打砸燒,陳獨秀隨后上鬧市撒傳單攻擊政府,北洋政權也只能拘幾天然后交保釋放了事。這些自然不能對主張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形成太大的壓力。

      由上不難了解,“五四”的發生,有很多具體的歷史條件,少了哪條都不成。而為什么當時會有那么多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新式學校和青年學生?為什么會形成那樣便利的交通條件和信息傳播條件以及形成那樣水平的城市化規模?……歸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后一系列社會歷史變革的發生。

      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五四”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來的,它其實是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因而被迫從傳統轉向現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必然會發生的歷史環節。它所以會在1915-1920年這段時間發生,和以這樣的形式發生,僅僅是緣于上述種種具體條件和具體環境的機緣巧合。

      第二,因為“五四”的發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體條件和具體環境,因此,它的取向、內容、規模、深度、命運及其歷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當時中國與世界種種特定歷史條件與歷史環境的局限。

      三、“五四”緣何轉向?

      有了這樣一種判斷,我們再來看“五四”為什么會中途轉向,即何會有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問題,就不難有新的發現了。

      其實,“五四”發展軌跡的轉變,并不僅僅發生在啟蒙與救亡兩點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發動者原本就是從救國之一點出發的,至于先救人,還是先救國,這原本只是一個經驗總結和認識方法的問題,并不妨礙其救國的初衷。因此,我們考察“五四”言論思想行動的變化軌跡,理當注意到它至少有兩條大的變動線索:即從救人到救國和從人權到民主。

      如果我們更具體地考察,就會發現,從救人到救國的這一政治訴求重點的轉變,根本上其實還是從救國開始的。它的轉變軌跡實際上可以列為:

      救(大清)國———救種———救(中華民)國———救人———救國———救“省”

      具體說來就是,從1840年以后,中國就已經存在著救國的問題了。只是,當時人們更多地還是從維系清王朝和大清國的角度出發,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國問題。20世紀初開始,革命黨日漸興起,它們不再著眼于拯救大清國,反而是主張推翻大清國,另立漢人國家,因而提出所謂“救種”的問題,并為此而斗爭。辛亥革命成功后,中華民國建立,但因袁世凱上臺,違背了革命黨人的政治訴求,革命黨人再度發動革命,力圖挽救中華民國,因而再有救國之說。但革命黨之新發動,并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被地方軍閥勢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對立和軍閥割據局面,這才有了陳獨秀等知識分子棄救國而倡人權和科學的舉動。其所圖在通過根本變革舊政治、舊文化、舊道德等等,達到變革社會,進而根本解決救國問題之目的。但隨著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救國問題再度成為燃眉之急,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與文化變革實現救人目標的做法,又被無形中擱置起來。不過,由于對以往種種失敗的記憶和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識分子就已經轉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說,要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談何容易,不如先一個省一個省地自行改造起來。毛澤東等就首倡學瑞士的樣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國”,主張以后再通過分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辦法,建立中華聯邦來解決大中國的問題。

      除了政治訴求的重點轉移以外,“五四”期間政治思想討論的重點,即從人權到民主的轉移,實際上也有著它的復雜變化軌跡,并非僅僅局限在“人權”或“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上。實際上,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在整個“五四”期間,即從1915-1920年間,也從未理論上得到過深入的辨析與討論。如果我們比較同一時期各種相關的討論,甚至會發覺,涉及到勞動問題、階級問題,特別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種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可能還遠比人權、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還要充分得多。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涉及到“五四”發生的歷史局限性的問題了。

      首先是內外刺激。從內部看,從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群情激憤;到1916年袁世凱稱帝,舉國囂囂;到1917年張勛復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軍事秘約事發,學生上街……國內輿論和民眾沒有一天安靜過。從外部看,1917年兩度俄國革命,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1919年巴黎和會,列強各國偏袒日本,損害中國權益,同樣始終在激動和刺激著國人的神經。試想,在內外種種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接連不斷地沖擊著國人的這種條件和環境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如何能夠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問題,如何能夠置國家民族的種種危機于不顧,專心謀求個性的什么解放?

      其次是中國自身歷史條件的局限。簡略言之,當時至少有下面幾方面的歷史局限:

      比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的限制。這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談到的作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孿生物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都是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意、法資產階級,或第三等級迅速開始在政治上崛起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尚未形成,對國家政權還處在嚴重依賴的狀態,也因而尚未形成獨立的階級與意識。

      又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雖然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多數是個性解放的主張者,但是,傳統的家國天下觀在他們身上依舊印滿了烙印。為救國而救人的變革初衷,其實也一樣表現出家國一體,“轉孝作忠”的傳統思想的痕跡。

      特別是留學生主導下的思想啟蒙運動,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運動發動者,即《新青年》雜志的編輯群體的學歷,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他們中人除胡適一人是留美先學農后改哲學學成歸國外,其余當時只有留日的經歷,且多數從不涉足政治理論研究。他們不僅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與訓練,而且這個時候對歐美的了解也多只是來自于書本,對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論更只是一知半解。他們僅僅是因為有留學的經歷,因而對新思想、新文化與新社會充滿了熱情與幻想。但他們多少有些盲目的除舊布新的努力,卻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存在著明顯脫節的情況。

      除此之外,作為有效表現形式的文化載體及文化傳統的匱乏,也有影響。比較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繪畫、雕塑、戲劇、詩歌、小說等普及大眾的文化載體起了極為重要的傳播和宣傳的作用。但“五四”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載體形式極其單調,除尚難形成氣候的新詩和小說外,其余實在乏善可陳。因而,其影響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們在這里還應該注意到國民性格的影響。比較日本、印度等國,中國國民的性格較為急功近利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當年剛發動了一次失敗的廣州起義,流亡英國讀了幾部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就跑到位于比利時的第二國際總部,宣稱中國雖然是一落后國家,但他所領導的革命一旦成功,將會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政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孫中山“畢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澤東身上也有類似的體現。政治領袖如此,普通國人。

      (或曰漢人)其實也不例外。舉個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個路口的一個拐角處相關部門鋪了草坪,并用鐵欄圍起,在鐵欄外沿馬路用水泥磚鋪了一條要拐些彎的人行道。沒過多久,我就發現許多行人并不沿著人行道拐那個彎,而是生生邁過鐵欄從草坪切一條直線踩過去,沒多久就硬是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條寸草不生的黃泥路出來。本以為,這可能是一般民眾的素質不高。不意,幾年后,讀葛劍雄的雜文,發現他在復旦大學里也有著同樣的觀察,學生們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質高到哪兒去。后來我到北大來工作,發現北大的情況也一樣。二院門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彎彎曲曲修了幾條石子路,卻還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徑。因此生生從它的西北角到東北角,走出了一條光禿禿的土路來。其實,許多年來大家議論甚多的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像排隊加塞兒、不等車上乘客下完便一擁而上先擠進去,過馬路不等綠燈,包括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即辦任何事都要走門路、找關系,等等,都是我們國民性格的一種反映。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從主張“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到轉而尋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法,并能夠引起許多人的響應,也同樣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間,完全沒有理性地討論人權問題的客觀條件,且人權問題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多數國民迫切要求解決的共同問題。正因為如此,即使在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中間,對人權問題的重要性也很難達成普遍的共識。實際上,究竟是人權重要還是國權重要,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在中國也仍舊沒有得到解決。因此不難了解,包括對所謂人權問題的理解,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的討論,也多只會著眼于婦女問題、貞潔問題和傳統倫理,如孝道對青年的不合理壓迫等。對人權的基本問題,即人人得享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反抗壓迫權等,卻極少能夠有深入具體的理論闡述和研究。

      既然討論人權問題的緊迫性不可能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那么,當國權問題迫在眉睫時,“外爭國權”就自然會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而對政府及其政治的嚴重不滿,也自然會引發人們對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權問題的討論,很快轉向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實屬必然。

      因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對人權理念的認同為前提的,故對人權問題的價值及其意義,包括對人權的基本權利問題形不成真正的共識,所謂民主(民治)之類的主張,在當時也只能流于空談。而巴黎和會上英美政府的表現,也在相當程度上大大減弱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這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刺激他們努力另尋出路。

      對民主政治的失望,顯然便利了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種種新思潮的泛濫與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國的改造只能從社會改造做起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重新回到“社會改造”的思路上去,幾乎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俄國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別是它抗擊列強壓迫和干涉的驚人表現,自然會引起中國社會輿論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走俄國人的路”,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道,也正切合了眾多國人的夢想。

      因此,我們對“五四”作為思想啟蒙運動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看做是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那么就必須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個早產兒,其夭折實屬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國內外事變頻發,每每涉及到國家民族命運,尤其是1918年后國際上社會主義思潮洶涌激蕩,大有取資本主義而代之之勢,以國人性格,趨新逐浪,四面撒網,亦屬必然。

      第三,因為思想啟蒙的條件不足,以及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極為欠缺,因此“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實際沖擊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本營當時仍在農村,而中國城鄉發展極不平衡,新文化運動期間少數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挑戰,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識青年中發生一些作用,對城市一般民眾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懷疑,更不論其對農村的影響了。

      第四,如果說“五四”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生過什么重大之影響,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它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但第一,誠如毛澤東所言,中共的產生根本上是因為“俄國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非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五四”。歷史文獻證明,當年除陳獨秀等人,還有好幾撥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打出過“共產黨”的旗號,并與莫斯科發生過關系,故即使沒有“五四”,沒有陳獨秀,俄國人也一定會像他們這時在朝鮮和日本所做的那樣,去推動張獨秀或李獨秀創建出一個共產黨出來。或者換言之,只要有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只是遲早的事。因此,“五四”與中共的產生,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間,中國政治及其中國社會,整體上也并沒有激進化起來。換言之,“五四”與中國傳統的破壞和所謂“激進主義”的流行,二者間也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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