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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2019-04-24 14:27:36 本文行家:胖哥有話說

      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于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

      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

      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于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

      我想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

      你問我為何一直關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簡單,對我來說,這既是專業,也是人生。我1978年春上大學,趕上思想解放運動,那時候,我們模仿五四時代的“新青年”,談啟蒙、辦雜志、思考中國的命運。后來念研究生,學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那就更得跟“五四”對話了。其次,我在北大讀博士,畢業后長期在這所大學教書,而對于北大人來說,“五四”是個值得永遠追懷的關鍵時刻。無論學術、思想還是文章趣味,我自覺跟五四新文化血脈相通。第三,這也與我近年關注現代中國大學命運有關。最近十幾年,在文學史、學術史之外,大學史成了我另一個論述的焦點。在我看來,大學不僅僅是生產知識,培養學生,出科研結果,出各種“大師”,大學還有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那就是通過知識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里。在我心目中,這是“好大學”的一個重要標志。五四時期的北大,就是這樣的典型——它抓住了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折這么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其“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別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學,真有北大那樣的機遇、那樣的貢獻的,還真不多。在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領,乃至促成某種社會變革,五四時期的北大,讓后人歆羨不已。

      我所學的專業,促使我無論如何繞不過“五四”這個巨大的存在;作為一個北大教授,我當然樂意談論“光輝的五四”;而作為對現代大學充滿關懷、對中國大學往哪里走心存疑慮的人文學者,我必須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見與偏見。在這個意義上,不斷跟“五四”對話,那是我的宿命。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紀念五四學術研討會”上,我發表了《走出“五四”》。在當時的我看來,就像所有光輝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一樣,五四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學術研究為例,“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范式,可簡要概括為:西化的思想背景;專才的教育體制;泛政治化的學術追求;“進化”、“疑古”、“平民”為代表的研究思路。這一范式,對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產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學家討論激進主義的利弊,歷史學家重評儒家文化的功過,文學史家反省平民文學崇拜,所有這些,都是力圖在學術層面上“走出五四”。

      當然,這種提問題的方式,與八九十年代的學術轉型,應該說是有關系的。受歷史情境制約,有些問題你一時難以公開討論,無法像魯迅那樣“直面慘淡的人生”。但是,這一學術轉折,不完全系于政治環境,也有其內在理路。80年代流行宏大敘事,有理想,有激情,想像力豐富,但論述上稍嫌空泛。我們滿腔熱情做的,就是用西學來剪裁中國文化;那些對于傳統中國痛心疾首的批評,有真知,也有偏見。最大的貢獻是,我們用濃縮的辦法,重新接納洶涌澎湃的西學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80年代的口號是“撥亂反正”,哪里是“正”,如何返回?一開始想恢復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后來發現,那是建立在“五四”論述的基礎上。于是,我開始清理從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思想及學術范式。

      你問我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討論?1990年代以前,學者普遍關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轉而關注晚清。這是近二十年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趨勢。我的立場有點特別,談論“五四”時,格外關注“‘五四’中的‘晚清’”;反過來,研究“晚清”時,則努力開掘“‘晚清’中的‘五四’”。因為,在我看來,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這種兼及“五四”與“晚清”的學術思路,使得我必須左右開弓——此前主要為思想史及文學史上的“晚清”爭地位;最近十年,隨著“晚清”的迅速崛起,學者頗有將“五四”漫畫化的,我的工作重點于是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復雜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識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綁在一起,加以認真辨析的學人。因為,我始終認為,就年齡而言,“晚清”和“五四”是兩代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折關頭,這兩代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其知識結構與思想方式大同小異,可以放在一起討論。這還不算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是“誼兼師友”。大家不要以為,“五四”的時候,梁啟超他們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不再發揮作用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和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既談論“為人師表”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也涉及“橫空出世”的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楊振聲;還有就是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嚴復等人,同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作用。兩代人之間,有區隔,但更有聯系;尤其是放長視野,這一點看得更清晰。他們的工作目標大體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話文、接納域外文學等,很多想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個社會轉型。因此,我更愿意把這兩代人放在一起論述——既不獨尊“五四”,也不偏愛“晚清”。

      當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總是會有縫隙,有矛盾,甚至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和歷史舞臺。問題在于,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文學的轉型,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談晚清的時候,我會強調晚清的意義;大家都來關注晚清,我就轉而強調“五四”的意義。在我看來,“晚清”與“五四”,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不但“晚清”,連“五四”也是越來越遙遠了。人們對“五四”的真實面貌以及歷史場景,知道的越來越少,我們只記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正因為越來越符號化了,曾經生機勃勃的“五四”,就變得不怎么可愛了。

      在我看來,“五四”復雜得很,不僅僅是革命與復辟、激進與保守、進步與倒退、國故與西學這樣的二元對立。若“回到現場”,你會發現,“五四”其實是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只不過經由幾十年的闡釋,某些場景凸顯,某些記憶湮沒,今人所知的“五四”,變成某種力量的“一枝獨秀”。當年北大學生、日后成為著名學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寫《“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憶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意思是說,當年北大國文系同學,分成三撥人,一撥人辦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撥人做提倡傳統文化的《國故》,還有一撥人希望介入現實政治,辦《國民》雜志。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今日學界之所以對新舊文化內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與認知,很大程度緣于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歷史學家的誤導。

      學生抗議運動還在余波蕩漾,命名就已經開始了。具體說來,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上,羅家倫用“毅”的筆名,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也就是說,“五四運動”這個詞,最早是由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提出來的。事情還沒完全過去,運動中人就已經給自己進行“歷史定位”了,而且,這一定位還被后人接納,這是很罕見的。此后,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不斷地借周年紀念,追憶、講述、闡釋這一“偉大的愛國運動”。經由一次次的言說,關于五四的印象,逐漸被修正、被簡化、被凝固起來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當然,會有這么一種情況,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潛能,但因某種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續不斷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比如說文化大革命,這絕對是個“重大課題”,只是目前我們沒有能力直面如此慘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樣,幾乎從一誕生就備受關注,其巨大潛能得到了很好的釋放。九十年間,“五四”從未被真正冷落過,更不要說遺忘了。我們不斷地賦予它各種意義,那些汗牛充棟的言說,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調重彈,也有些是過度闡釋。說實話,我擔憂的是,過于熱鬧的“五四紀念”,誘使不同政治力量都來附庸風雅,導致“五四形象”夸張、扭曲、變形。

      回過頭來看,20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對話的,還是“五四”。所謂的“五四運動”,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抗議,它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雖然此后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思想的、學術的、文學的、政治的立場與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

      記得十年前,我曾帶著自己的學生,依據檔案、日記、報道和回憶錄,重構當年北大學生游行的全過程。拿著自己畫的游行路線圖,從沙灘北大紅樓出發,以尋訪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點點、尋尋覓覓,順帶講述各種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門廣場,因正值“兩會”期間,警察很緊張,深怕我們圖謀不軌。解釋了大半天,才放行;不過,催著快走,別停留。穿過東交民巷,轉往東單,再折向趙家樓。還敲了門,走進去跟老住戶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電視臺還派攝影追隨,做成了專題片,可惜播出時沒錄下來。

      雖然每年都有紀念,但“五四”離我們還是越來越遙遠。希望弘揚“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張打倒“五四傳統”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沒有真正落到地面上來。我之所以試圖重建歷史現場,目的是恢復某種真切、生動、具體的歷史感覺,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歷史事件早就遠去,但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記憶。沒有大的歷史視野,只記得若干瑣碎的細節;或者反過來,沉迷在一些宏大敘事中,完全沒有生活實感,二者都不理想。我們需要有大視野,同時也需要具體的歷史細節。

      看待歷史事件,每代人都會帶上自己的有色眼鏡,或者說“前理解”。這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困境與宿命。“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變得自負、專橫。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斕的“文明的碎片”;我們憑借專業知識,力圖用這些有限的“碎片”來拼接、還原、重構歷史,這本來就有很大的危險性。你要是心高氣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揮灑自己的才情與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們確實無法完全呈現早就失落的歷史場景,但那就應該徹底舍棄嗎?作為訓練有素的觀察者,我們有義務努力穿越各種迷霧,走近1走進那個事件的內核,跟歷史對話。某種意義上,我們之“重返現場”,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借助這一尋尋覓覓的過程,跟五四新文化人進行直接的心靈對話。這樣的“五四紀念”,既五彩繽紛,也充滿動感,還跟每個尋覓者的心路歷程聯系在一起。這樣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愛”。基于這一信念,進入新世紀以后,我改變論述策略,努力“走進五四”。

      你問為什么?因為我覺得,“偉大的五四”越來越被懸置,高高地放在神龕上。這樣做,效果不好。長期以來,我們確有將“五四”過分神圣化的傾向。現在又反過來了,頗有用輕蔑的語調談論“五四”的——不就是幾千學生上街嗎,不就是燒房子打人嗎,有什么了不起;再說,動作那么粗魯,應追究刑事責任才對。面對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記得魯迅對國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價值,曾發出這樣的感嘆:“偉大也要有人懂。”再偉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沒有人真正跟它對話,沒有讓它回到人世間,就無法發揮真正的功力。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關鍵時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跟它對話。事件已經過去了,但是它會轉化成一種思想資料,不斷地介入到當下改革中。“五四”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你可以從各種立場來談,從各個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視它的存在。

      為什么需要不斷地跟“五四”對話?“五四”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場,是保守還是激進,面對著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視而不見。其實,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也都是在這種不斷的對話中產生意義的。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87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復雜的世界。

      對于政治家來說,紀念“五四”,歷來都是把雙刃劍。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我們不斷舉行此類活動。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談“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發揮,有時甚至直接轉化成政治行動。所有這些真真假假的言說、虛虛實實的紀念,同樣值得我們認真辨析。應該認真考量的是,哪些話說對了,哪些路走偏了,哪個地方應該固守傳統,什么時候不妨“與時俱進”。北大因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名揚天下,對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辦題為“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名參加的國內外學者有一百多位。平時我們開國際會議,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樣討論比較深入;這回破例,開這么大規模的學術會,也是別有幽懷——希望回應學界對于“五四”的各種質疑與批評。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有多種聲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認真傾聽別人的批評;第二,有自己的堅持,不因外界壓力而改變。所謂“多元”,不是說沒有自己的主張;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須把我的立場、觀點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別人討論,都不對。“五四”當然不僅僅屬于北大,但北大無疑最為“沾光”。作為長期得益于“五四光環”的北大學者,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五四”這個巨大的精神遺產。當它被世人嚴重誤解的時候,你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修正、拓展。當然,這不是什么“堅決捍衛”。要是真的偉大,不必要你來捍衛;如果不偉大,你想捍衛也沒用,反而可能幫倒忙。

      我們的任務是,讓“五四”這一話題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個同樣關鍵的歷史時刻,重新審視“五四”。至于怎么關注,從哪個角度進去,得出什么結論,取決于個人的立場、視野、趣味,強求不得。有些東西,在特定時代會被有意無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過去。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問題,也許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僅跟“五四”先賢對話,也跟同時代學者對話,甚至跟我的學生輩對話。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面對如此復雜的政治/思想/文學運動,在不斷的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和原動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資源。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資源,無外乎兩大部分:第一,直接從西學引進的,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到尼采到哈貝馬斯,等等,等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資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學說。對所謂的“中國文化”,必須做一個分析。今天一說“傳統”,很容易就從孔夫子說起,甚至還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對此,我很不以為然。什么叫“傳統”,就是那些直接間接地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思維習慣、表達方式、審美趣味的東西。所謂“傳統中國”,就是儒釋道,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而且,這東西辛亥革命后就沒了,到此為止。想像“國學”跟“西學”截然對立,主張純粹的“中國性”,我以為都是不可取的。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純粹,域外的思想學說,兩漢進來,隋唐進來,明清更是進來,早就滲透到我們的血液里。除非你徹底封閉,否則的話,一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保持“純粹”狀態。就像人類的基因不斷稀釋、變異,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鮮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說這個問題,你也必須理解,晚清以降,我們不斷跟西學對話,所創造、所積淀起來的“新傳統”,同樣值得我們關注。我承認,“五四”新文化人對于傳統中國的批判,有些過于偏激,但我們必須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場,以及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論述策略。在我看來,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于后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我們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響我們的安身立命。

      假如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無論主動還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觸;而從政治家的毛澤東,到文學家的魯迅,各種各樣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學對話。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說轉就轉,說停就能停的;可以贊賞,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過身去,假裝看不見。在我看來,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遺產,相當龐雜,也極為豐富,值得我們認真清理。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這一塊。不能想像,我們整天跟2500年前的孔子對話,就能解決當下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問題。我并不要求你認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但你必須面對他們提出的諸多困境與難題。請記住,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人很長時間里處于相當屈辱的境地。剛過上幾天比較舒坦的日子,就翹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沒有風度,不夠從容,過于偏激,我以為是不明智的。不必專治近代史,但直面這一百多年的風云激蕩,理解歷史的沉重與詭異,可以磨礪自己的思想。切斷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動輒從先秦講起,詩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當下的“和諧社會”,這樣談論當代中國問題,其實很蒼白。

      歷史久遠,很多粗糙乃至讓人惡心的東西,很可能早就被過濾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場景”,很優雅,具有合理性。文學也一樣,唐詩歷經千年淘洗,就剩這么多,當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詩就不一樣了,每天都在生產,量那么大,魚龍混雜是很自然的事。我沒說哪位新詩人比李白杜甫更偉大,我只是強調時間對于人物、文章、思想、學說的淘洗作用。“五四”離我們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論述的暴力傾向,還有思想的陰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當然值得我們珍惜;但我本人更為迷戀復雜、喧囂但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你問我怎么看待這場運動對今天中國的影響,對我們來說,“五四”已經是長期研究的積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話來打發。因為,那樣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來就是眾聲喧嘩,很難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經用“尼羅河泛濫”來比喻“五四新文學”,我覺得很有道理。尼羅河泛濫,自然是泥沙俱下,當時很不好看,但給下游送去了廣袤的沃土,是日后豐收的根本保證。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想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經過一系列的對話與競爭,有些東西被淘汰了,有些東西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成為主導社會前進的力量。承認這一現實,同時理解那個風云變幻的過程,而不要急于撰寫“成王敗寇”的教科書。

      說到底,歷史研究有其邊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極為心儀“五四”,但從不指望它解決現實問題。關于“五四”的談論,即便十分精彩,對于今人來說,也只是多了一個參照系,幫助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豐富與復雜。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不經由一系列錯綜復雜的思想轉化與制度創新,想用紀念3闡述某一歷史人物4事件來解決現實中國的諸多困境,那都是異想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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