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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學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2019-04-24 14:25:30 本文行家:胖哥有話說

      “五四時期中國思想與文化處于空前危機之中,五四表面是啟蒙運動,但那時知識土壤特別貧瘠,除了幾個口號,沒有太多啟蒙內容!”5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學科技史與科技哲學論壇特別講座中,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著名中國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談到科學主義在五四運動之后在中國的興起背景時這樣表示。他此次講座的主題是“五四思想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以科學主義的興起為例”。秩序危機與科學

      “五四時期中國思想與文化處于空前危機之中,五四表面是啟蒙運動,但那時知識土壤特別貧瘠,除了幾個口號,沒有太多啟蒙內容!”5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學科技史與科技哲學論壇特別講座中,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著名中國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談到科學主義在五四運動之后在中國的興起背景時這樣表示。他此次講座的主題是“五四思想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以科學主義的興起為例”。

      秩序危機與科學主義的匆忙填補

      在林毓生看來,那時知識精英的局限性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造成的。這位深受韋伯、波蘭尼、哈耶克影響的華人思想史大師深刻分析了近現代中國科學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如何“深入人心”并迅速傳播的。

      中國傳統秩序非常穩定,也持續了很長的時間,雖然也有朝代的更迭,但政治思想文化包括社會秩序都非常穩定,尤其是社會結構非常穩定。在中國傳統中師道代表的道德權威與天子代表的政治權威是二維的,還有家族因素等在起作用,社會秩序雖然沒有完全整合在天子制度之下,但基本由天子制度所決定,比如科舉制度就是為天子制度服務、文化制度也是由天子制度所決定。思想文化秩序高度整合在政治秩序之中,政治秩序的解體便蘊涵著科舉制的崩潰,也蘊涵著思想文化秩序的解體,雖然也還有游離分子。這蘊涵著重要的歷史后果,產生極大政治秩序危機與思想文化危機。

      西方有人類學家說,當政治秩序系統與社會系統崩潰以后,文化也因迷失方向而發生危機。五四時期,也正是社會的這三重危機為意識形態的興起造成極為有利的條件。

      意識形態的四種特征

      林毓生的演講中的一個關鍵詞是“意識形態”。關于“意識形態”的定義有很多種,林先生認為大致有兩種類型的意識形態:一種是兇悍的、強硬的、頑固的、封閉的,一種是柔軟的、開放的。

      林毓生描述了他認為的“意識形態”的四種特性:第一是系統性。系統面對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政治社會問題,越是在社會處于智識危機的時刻,意識形態越容易崛起,也越僵化。系統性當然并不蘊涵正確性。第二是封閉性。它對外界所提出的反證的事實、邏輯,可以視而不見。封閉性導致喪失自我批判、反省能力。第三是極強的化約性。試圖用最少的答案解答最多的問題。第四是神圣性。介入行動時,當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世界難題時,意識形態就容易產生,“越想越高明”。處于該意識形態里的人,認為相信意識形態領袖是道德情操的表現,并認定,相信意識形態的人比不參與該意識形態的人有道德優越感──“我比你更神圣”。科學主義就是這樣,認為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

      科學主義是一種宗教

      與國內部分人士認為科學主義是種“好東西”的認識截然相反,林毓生明確指出,科學主義不過是一種信仰體系,也是一種宗教,它未必要與科學本身扯在一起,科學家未必相信科學主義。科學主義是建立在沒有證據的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信仰上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把科學當做宗教。

      五四時期,當文化危機到一定程度,在極度危機與真空中,全社會迫切需要抓住一個東西就信,那時對西方科學的理解極為粗魯。而主張科學主義的人,被當時大眾中的大多數認為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而且,“我相信科學,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籌”。

      “科玄論戰”中“科學派”主將丁文江等當時的科學主義者就是這樣,罵起持不同意見者,很神氣,“中華民族的進步就靠我了!”把科學當神圣來崇拜,意識形態強度越高,越有這樣的問題。當時的科學主義者表現出“我還沒有跟你論戰就已經把你打倒了”的意識形態優越感。

      秩序危機產生兩個結果,尤其是深刻的秩序危機。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基本機構的解體,產生心理上、邏輯上的兩種結果:從心理上,秩序危機產生很強的心理焦慮,要求產生新的秩序;從邏輯上,用比喻的話說,傳統秩序的解體產生類似真空的現象。不是里面什么都沒有,但沒有什么管用的,這種類似的真空,一旦漏一點小縫,能吞吸外面很多東西,根本就不需要理解、分析、論證,新的意識形態就被吸收進來。

      科學主義就是在此時產生了,不需要論證就被接受了。科學主義者認為科學能制造任何東西,包括生命的意義。

      林毓生介紹說,當年李大釗和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的論戰,是比較少的可以讓人面對的辯論,雙方都在非常尊重對方的情況下,很誠懇地把自己的思想說出來、把意見說清楚,而不是一開始就站在“我是崇高的,你是錯誤的”的立場。這種討論是有益的,讓大家都增加了新的了解。

      在科玄論戰時丁文江與張君勱個人關系非常友好,但丁文江在論戰中似乎很輕視張君勱的觀點。丁文江認為,科學是萬能的,科學越發達,越能解決問題,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決人生觀;要聽科學家怎么講就怎么做,否則就是違反了科學規律。

      丁文江與胡適對科學方法的誤讀

      林毓生特別分析了丁文江的科學觀,認為丁文江讀杰文士(Jevons)關于科學方法論的書基本沒讀懂。也可以說丁文江讀懂了85%,有15%沒有讀懂,但是那15%是最重要的,這部分沒讀懂整體上看到就等于根本沒讀懂。也就是說,丁文江對科學方法論的認識是有偏頗的。丁文江過分強調了歸納法,對演繹法重視不夠。卓越的科學發現實際上與歸納法沒有多大關系。而“歸納法如果沒有演繹法指導時,它本身也證明不了什么”。林毓生還指出,如果說丁文江對科學本性和科學方法的認識有缺陷的話,“胡適就更不懂了”,對科學的認識則更加意識形態化。

      林毓生特別指出,我們今天審視那段歷史時,會發現當時被接受的觀念、當時在論戰中取勝的一派,在現在看來并不站在真理一邊。勝利者其實并沒有給出合理的論證。但是,這就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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